与全球化相对应，国内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民族化、地域化，以此与全球化抗衡，或者并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在变幻无穷的信息社会，在科学与技术、文化与艺术急剧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民族化、地域化，也要重新定义。
全球化应该使民族文化与艺术得到极至发展
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国内各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发展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做着应有的贡献。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在艰辛探索，努力发展本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同时，也丰富和促进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上面提到的十世班禅画师尼玛泽仁，就是这千百万少数民族艺术家中一位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尼玛泽仁认为，他的绘画是从本民族文化的载体上生长出来，其中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符号都浸染着历史感。他说：在藏民族看来，自然是神圣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无论多么伟大的创造，大自然瞬息间就能将之毁灭，人类只有依靠精神的力量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表现出顽强生命力，就是藏民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贯穿了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全过程。有人将尼玛泽仁新时期的画称为“新”唐卡。尼玛泽仁却认为唐卡是作为宗教附庸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艺术品，作为宗教供奉品的唐卡在今天被注入了更多商品化的内容。尼玛泽仁认为，唐卡大都以佛为内容，无法传达新时代鲜活的文化信息。所以，他在自己的绘画中保留了藏画设色鲜明、造型夸张和超时空的特征，融汇了中国画的线条和西方艺术的立体造型手段，拉开了与传统唐卡画之间的距离。十世班禅大师曾经给他以鼓励，对他说：“你既懂佛教文化，又懂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将三者结合起来，发扬光大藏族文化。”并准许他用“十世班禅画师”的称号。
尼玛泽仁的探索，应该给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示，即在全球化的阴影下，艺术家应该怎样根据新形势来探索民族化和地域性；怎样使民族文化与艺术成为融汇世界文化与艺术的重要力量。许多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中华民族在漫漫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鼓吹过“化”世界，“化”别人，但是在疆域强盛的秦汉；在文化发达的唐宋；在经济发展的明清，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仍然远播欧亚，甚至影响美洲大陆。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魅力。这魅力来源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创造。在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仅是汉民族，藏民族，其它民族也都是一样。南北朝时的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拔氏建立的政权，前后148年，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北魏学汉学，祭孔子，提倡胡汉联姻。北魏中期，冯太后和孝文帝积极推行一系列的民族融合改革政策，孝文帝又把首都由大同迁到洛阳，改拓拔氏为元姓，讲汉语，习汉俗，着汉装。这些改革使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与艺术被中原汉民族文化与艺术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术，在北方汉民族中获得传播，对北方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孝文帝时的《李波小妹》描写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这无论从服饰上或从风度上，都显示了汉民族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在南朝和北朝都作过官的颜之推，比较南北方语，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北魏改革取得的文化与艺术成果，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的石窟艺术中看得到，它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某种积极的启示。
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长期兼收并蓄的结果。这种兼收并蓄，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内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一体化过程，他不仅表现在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与艺术的融合上，也表现在对外来文化与艺术的吸收和融合上。沟通中国与欧亚的古代丝绸之路，使中华民族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与西域各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不仅是经济上，也是包含有文化与艺术的内容。郑和七次下西洋，也不仅仅是向太平洋、印度洋和亚非远播中华民族文化，同时也是把世界的文化与艺术吸收到中国的过程。
著名艺术家兼设计师韩美林的艺术作品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认为，艺术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有根的艺术才能够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我们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还讲过一段令人为之动容的肺腑之言： “我酷爱民族和民间艺术，我一生也不能离开这个‘根’，它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艺术家的母亲。等我们长大成人了就得自己站、自己走、自己养自己。在困难面前或是在胜利面前，不要忘记回一回头，看一看这个赋予你的母亲。不要一辈子不断奶，但也不要跟着别人去姓人家的姓。” 靳埭强是香港很有成就的设计师，他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应该掌握现代的设计语言，还应具备市场分析能力，对市场有敏锐的触觉，为产品进行市场定位，这样才能创造出出类拔萃的品牌形象。同时他还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强调这种融入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
所以举上面一些例子，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加快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从古人那里取得一些有可借鉴的东西，以应对全球化阴影下复杂多变的局面。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和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那就是我们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我们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可能成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败类。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你可以移民到美国，你可以美国化，甚至你可以成为华裔美国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审视自己的祖国。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它不可能移民到美国，它也不可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世界，它必须，也只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为世界和人类的文明贡献着自己应该贡献的力量。虽然因为产品设计（包括建筑设计）所具有的科技与艺术的双重性，使这种追随西方艺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在平面设计、包装设计、装潢设计等等方面也不甘示弱。
上面只是纯粹艺术的个案，反映到现代设计上也是大同小异。虽然因为产品设计（包括建筑设计）所具有的科技与艺术的双重性，使这种追随西方艺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在平面设计、包装设计、装潢设计等等方面也不甘示弱。中国现今的所谓“前卫”、“先锋”很大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把自己纳入西方的颓废派一族，或者干脆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鼓吹手。《文艺报》曾经发表了一篇署名汉伟的评论，题目是《美术，意识形态较量与争夺的热点》，举证了现代国内外案例，对标榜为远离政治的“前卫”艺术，表示了批评。
当然，要想使中国的现代设计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也并不容易。有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家和设计师层面上，也存在于决策的层面上。譬如，《美术，意识形态较量与争夺的热点》文章的作者，对突破残缺的红墙和象征马克思（头像）坠落的《我的梦》和血淋淋地撕剥生灵为快事的《欣慰中的年轻人》，分别被授予全国油画展优秀奖、银奖；号称“大胆地以黑色的背景来衬托”，“突破了红底金星的“禁区”的“破碎残缺”的《五角星》，荣获九届全国美展金奖；“揭示了中国历史严峻的一面”的《综合景观》（原名《红墙叙事》），也要问鼎金奖，在遭坚决抵制后，有人粗暴地取消了当年所有金银铜奖的设置等等的批评，就说明有些问题的更加严重性。
但是，我们是唯物论者，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设计，应该有清醒认识。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现代设计必然要出现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种局面可能呈三种态势：一部分将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大潮中完全被西方化。这部分有两种前途，一是成为西方艺术的附庸；二是成为西方艺术“化”中国的马前卒。但是，这部分最终将成为极少数。另外一部分仍然沉醉于传统文化艺术中，不知糟粕，无论精华，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这部分也是极少数，他们的前途也有两种，一是抱残守缺，从一而终；二是从围城里走出来，追上时代步伐，求得新生。最后，也是中国艺术与设计的绝大多数，遵循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坚持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正确前进方向，积极探索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继承、发展和走向世界。这也许是一个十分艰辛和痛苦的过程，但是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脊梁的力量，只有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从炼狱中飞出凤凰，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求得大存在，求得大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设计应该，也是必然要走的道路，要前进的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设计的前进方向，必然是立于世界文化与艺术之林的，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与艺术和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精华的、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代表这种中国特色现代设计的力量，不是自诩为“精英”的少数“前卫”艺术家和设计师，而是为数众多的，生长在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殷实土地上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旧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东北推行了十四年的奴化教育，在台湾推行了近五十年的奴化统治，虽然曾经产生过少数殖民主义文化现象，但它从来就不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流；上海等一些曾经被殖民主义占领过的城市，也没有被彻底殖民化，相反，许多殖民者被他的对立面——被殖民者“中国化”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诚然，历史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我们今天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可以放任自流，我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为探索中国现代设计之路，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